【边疆时空】石硕 | 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特点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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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硕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领域：藏族史、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

摘 要：藏彝走廊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区域。在这样的区域中，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接触呈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本文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章指出，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主观上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二、文化上普遍持包容态度，使各民族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章对这些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讨论，认为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的这些特点，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藏彝走廊  多民族交往  文化包容

藏彝走廊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在地理学上亦称作“横断山脉地区”。该区域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

藏彝走廊民族种类繁多，支系复杂，相互间接触与交融密切，故其民族文化现象呈现了异常突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那么，在这样一个民族种类繁多、民族文化具有突出多样性、独特性的区域中，不同民族及民族支系人群之间的交往呈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和特点？这是一个耐人寻味且颇具价值的问题。此问题中，也蕴含了诸多人类学内涵。本文拟以藏彝走廊为例，初步窥视和探讨一下在一个民族及民族支系众多的区域中，不同民族及不同支系的人群之间是如何相处和交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怎样看待“自我”与“他者”间的关系？以及藏彝走廊的多民族交往对我们理解民族、文化及信仰差异的人群之间的和谐共居提供了什么样的启示？

一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反思过去30年我国民族研究发展历程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主张打破过去按照行政区划及单一民族单元进行民族研究的格局，强调对民族间相互联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费老提出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进行民族研究的观点。什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藏彝走廊正是费老提出的这样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有关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费老在2004年10月27日写给在成都召开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中作了这样的阐释：

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担当“文化自觉”的历史使命，也同等重要。

费老在信中进一步指出：

对这条走廊展开文献和实地田野考察，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史学家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从而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的认识。

费老这两段论述，充分揭示了藏彝走廊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这就是“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和这一历史的结晶”。换言之，在民族走廊地区，我们要认识的不是民族之间的区隔与界线，而是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是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或许也是民族走廊在民族研究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对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分布状况，李绍明先生曾作如下概述：

这片区域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的藏、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基诺等民族，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亦称之为“藏彝走廊”，此六条江的下游还有壮侗族的傣族和苗瑶语族的苗族乃至孟高棉语族的一些民族，但不占多数。“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

除民族种类众多外，使藏彝走廊中民族格局进一步趋向复杂的，是在民族之下存在众多支系。如藏彝走廊中藏族的人群支系就分别有嘉绒、白马、扎巴、贵琼、木雅、尔苏、多须、里汝、史兴、纳木依等，这些人群支系不少还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当地俗称“地角话”，其人口多则数万或数十万人，少则数千人。又如，在藏彝走廊南部川、滇、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和雅砻江下游地带，以纳西族为主干的人群系统则包括了自称“纳喜”“纳”“纳日”“纳罕”“纳恒”“纳木依”等众多人群支系，其最大特色是均以“纳”为基本族称，且彼此在语言上有明显的相通性，在文化上也存在诸多共同点，故近年被学者统称为“纳系民族”。

由于藏彝走廊中民族种类众多、人群支系复杂，为更好和更全面地把握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的整体面貌，笔者曾尝试按照各民族的自称、语言、历史记忆和宗教信仰等四个因素，把藏彝走廊划分成为七个大的文化区，它们分别是：1.羌（尔玛）文化区；2.嘉绒文化区；3.康巴文化区；4.彝文化区；5.纳系文化区；6.雅砻江流域及以东保留“地脚话”的藏族支系文化区；7.滇西怒江－高黎贡山怒、傈僳、独龙族文化区。

以上事实，均足以说明藏彝走廊民族与文化格局的复杂性。那么，在一个民族及民族支系如此众多、复杂，文化如此多样的区域中，民族之间是如何交往和发生关系的？不同文化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和渗透的？

二

据笔者长期观察与研究，藏彝走廊中各个民族及民族支系，在相互交往过程及处置民族关系时，大抵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民族，主观上有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的特点。

在藏彝走廊中，由于民族与民族支系众多，民族分布又相互毗邻、犬牙交错，所以，民族及各支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交流、接触与合作极为频繁、紧密，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实际上往往采取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做法，这就是淡化和模糊民族的界线。换言之，他们在日常生活层面，其头脑中的民族观念和民族界线均相对模糊和淡薄。以处于大渡河流域的康定城为例，康定旧称“打箭炉”，是明、清以来茶叶由四川雅安输送到藏区的重要贸易中心，也是汉、藏民族混居共处的一座著名边城。我认识一些长期在康定工作、生活的汉族朋友，他们早上大多有喝酥油茶的习惯。汉族女士们也大多有1—2套藏装，每逢藏历年或其他藏族节日盛典活动，他们都会穿上藏装参与其中。当地藏传佛教寺院的重大佛事活动以及转山会等，他们也都像欢庆自己的节日一样，积极喜庆地参与。我初到康定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最初见到这种情形我曾暗自好奇，并小心翼翼地问过他们，让我羞愧的是，他们对我的问题反倒有些诧异，说：“在我们这里都是这样”。后来，去康定的次数多了，时间久了，我发现其实康定的藏族人也都如此，他们也过春节、过中秋节、挂春联，平时穿汉装，按汉人的习惯做事。其实，在康定这种汉、藏民族长期共居的边城，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明确的民族界限，而且，他们的头脑中也很少有“汉族”“藏族”这样的观念和界线，与民族身份相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康定人”这样的身份和称呼，他们的话语中，常常是“我们康定人”，“你们成都人”等等。也就是说，在康定人心目中，康定的地域观念及认同明显超越了民族的观念与界线。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的原因。凡土生土长的康定人，相当一部分藏族人和汉族人其祖上以及祖辈或父辈中，大都或多或少存在汉、藏联姻通婚的情况。尤其是清代以来，由于大量茶叶商人及汉人移民进入康定，时间一久，他们逐渐在当地落藉，加之与当地藏人通婚，有相当一部分即变成了今天当地的藏族。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造成了要严格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是一件颇为困难和麻烦之事，事实上也完全无此必要。二是现实的原因。在康定城内，汉族和藏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往来极为密切，从单位同事，到同学圈、朋友圈、亲戚圈，汉、藏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就像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且汉、藏文化渗透、交融也同样如空气一样，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随时随地分清谁是汉族，谁是藏族，不但麻烦累赘，更重要的是会在行事过程中平添阻力和困扰。所以康定的朋友调侃我说，“老想分谁是什么民族，只有你们这些外面来的、做民族研究的人才这样想。”这话让我感到有些羞愧，同时也让我反思和感悟。“民族”真有那么重要吗？面对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康定人所选择的这种主观上“不分民族”的态度，可能恰恰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高超的智慧。

（二）藏彝走廊中的民族在文化上普遍持包容态度，形成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正是由于藏彝走廊中生活的民族主观上具有民族观念淡薄、民族界线模糊的特点，这带来了一个总体的趋势，即使不同民族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成为藏彝走廊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藏彝走廊中，凡是汉、藏民族杂糅及密切交往的地区，如康定、巴塘等地，汉、藏文化的复合性特点就极为突出和浓厚。这正如出生于康巴地区的藏族学者格勒先生所言：

在康定、巴塘一带，一个家庭就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中秋节；即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像又贴对联；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装，又穿汉装、西装；既相信山神、信仰来世，又相信市场，信仰金钱；既崇拜大慈大悲的佛教精神，又崇尚能文能武的英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情形在藏彝走廊中相当普遍。例如，地处岷江上游的松潘地区，是农耕与游牧的一个结合部，历史上也是西路边茶销藏的一个传统商贸中心，同时也是西北甘青地区南下四川的交通咽喉。在松潘一带，主要分布有汉、藏、回三个民族。由于当地有黄龙风景区，又是九黄机场所在地，旅游业发展迅猛，汉、藏、回三个民族不可避免地在旅游产业链上存在紧密的联系与合作，所以，三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相互交融、渗透的趋势也日渐突出。如，当地的汉族和回族的民众一般都会参加藏族祭祀山神和转山的活动。为了让消费人群更广，当地近年出现了不少开办在野外的集餐饮、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清真“藏家乐”，这种清真“藏家乐”大多是藏族人与回族人合作开办。这是把藏族传统的“耍坝子”与回族的清真饮食结合。这种清真“藏家乐”，因藏、回、汉三个民族均能接纳且能广泛吸纳游客，所以生意极好。此外，当地藏人开餐馆，一般往往会请汉族人和回族人来担任厨师，因为他们做菜的风格和口味更能为游客所接受。此外，因当地为旅游胜地，过去酒驾十分严重，为此当地政府加大了整治力度。在此情况下，当地藏族、汉族年轻人聚会时，为了管住喝酒，避免酒驾，也常常有意到回族人开的清真餐馆去聚餐。又如，在藏、汉、彝三个民族几乎各占三分之一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十分突出。县城里的人，不论是何民族，其早餐喝酥油茶、中餐吃坨坨肉（彝族食品）、晚餐吃火锅的情况均十分普遍。民族文化最普遍的交流往往是从吃开始的。生活在藏彝走廊中的人们，无论在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并不太介意这些文化因素具体属于哪一个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欢，就常常为我所用，而绝不刻意固守自己的文化。

在藏彝走廊中，自近代以来，不同民族之间这种文化上的“借用”和“拿来”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例如，自清代以来，因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在藏彝走廊北部特别是汉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兴建了不少关帝庙，而这些关帝庙不仅汉人拜，藏人也拜，而且在藏人把关帝庙叫做“格色拉康”（“格色”即指藏人崇拜的“格萨尔”，“拉康”指神殿），在藏人眼中，关帝庙即是“格萨尔庙”，而且藏人多认为关帝庙很灵验，故敬拜者踊跃。又如，清代民国时期，康定城中汉人眼中的“郭达将军庙”，原是当地藏人祭祀山神葛达的“葛达山神庙”，汉人根据“葛达”之名，建构出诸葛亮时代派往当地造箭的所谓“郭达将军”，又进一步把“葛达山神庙”变为所谓“郭达将军庙”，如此一来，该庙即成为康定城中汉、藏共同信仰和祭拜的场所。民国时曾任康定第一完全小学校长的黄启勋回忆道：

我幼小时所见庙中主持，常年是一个老喇嘛，加之郭达神像着藏式服装、骑山羊，与喇嘛称之为骑羊护法神的“当钦”酷似一人，这以汉式庙宇，塑藏式菩萨，汉藏民族共敬一人，恐怕也是打箭炉为藏汉杂居之地，宗教感情融通的地方特点的反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趋势，人们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不同民族在信仰上的共祀现象也日益突出。前不久，笔者到云南大理洱源县郑家庄考察，这个村庄居住着汉、白、藏、傣、纳西、傈僳、彝7个民族，但村子里只有一座原白族的本主庙。后来本主庙经过调整、改造，庙里除供奉白族崇拜的本主外，同时也添加了观音菩萨等不同的神像，以满足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需要，于是，这座本主庙就成为全村庄7个民族共同表达信仰的场所。

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众多、相互共居且彼此交往密切的藏彝走廊区域，人们经过长期摸索与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总结出一套民族之间进行交往接触的经验。这种经验，从很大程度上成为藏彝走廊中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和谐共居的“秘诀”。

毫无疑问，历史上藏彝走廊的各民族之间亦曾频频发生冲突与战事。如岷江上游地区羌族的“羌戈大战”记忆和传说，可以说明，在羌族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之前，当地曾居住着戈人，羌人进入后，与“戈人”发生冲突和战争，戈人在战争中战败，迁往了更高寒的地方，羌人才在岷江上游地区定居下来。又如，明代丽江木氏土司曾以武力大幅度向北扩张，占据了巴塘、芒康等大片藏族地区，并在当地建立过自己的统治。此外，藏彝走廊地区民族之间的抢劫与掠夺也经常发生。可能正是在民族间的长期冲突与对抗中，人们才逐渐摸索和总结出了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的宝贵经验。

总体来说，藏彝走廊各民族所遵循的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相处之道”，大体有这样几点：

1.由于民族间交往密切，往往难分彼此，所以日常生活中人们本能地遵循的主观原则，就是“不分民族”。这样不但彼此都感到轻松、自在，也大大降低和减弱了民族交往的隔阂与阻力。且长此以往，不但会达成民族间的心心相通，相互依存，而且也会营造出和睦友善、互惠共赢的民族合作氛围，从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

2.在文化上持开放包容态度，并不狭隘与刻意固守本民族的文化。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不但使得藏彝走廊地区不同民族之间开展密切的合作成为可能，而且也为民族之间的相互合作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在合作中，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既是合作的需要与结果，又为进一步的合作拓展了新的空间。事实上，民族之间的合作总是为民族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例如，前面提到的云南大理洱源县郑家庄，该村庄因在20世纪50年代接纳了从迪庆州迁来8户藏族人家，到改革开放初期，这8户藏族家庭的后代就率先带领村里的一批年轻人开始从事藏区与内地之间的药材生意。于是，村里的一部分人最早因做药材生意致富，也为全村的发展积累了第一桶金。藏彝走廊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跨民族、跨文化的合作，往往会给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而跨民族、跨文化的合作，又与合作双方是否持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密切相关。而我们在藏彝走廊中恰恰看到人们普遍持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这在当今时代无疑给我们如何对待不同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藏彝走廊地区，尽管民族众多、文化多样性突出，但人们在相互交往、接触时，却并不去刻意强调“异”，而是主观上本能和下意识地去“求同”“求和”。这一点，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与民族交往无疑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藏彝走廊多民族交往、接触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注】文章原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0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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